實際上,油畫在中國土地上歷經百年的發展,已經融入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在題材內容、審美情趣、表現方式等方面已經有深厚的本土化價值。中國是油畫的一方熱土,由于歷史積淀與文化選擇的緣故,中國的受眾之于油畫欣賞也已形成了群體心理趨向,他們較能接受寫實手法和逼真的視覺形象,有一種喚起現實生活記憶,期待賞心悅目的追求。這種社會群體心理,是中國油畫多年以寫實為主流的內在動因。在董希文、靳尚誼、詹建俊、楊飛云、王沂東等一代代油畫家身上,不難看到,寫實已積聚為中國當代油畫的一種明顯優勢。
當代畫家段正渠創作的黃土高原,忻東旺創作的一系列平常百姓等,他們的油畫作品都沒有刻畫得很細致,但作品卻非常具有感染力和震撼性。原因就是他們十分注重對人物精神的表達,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對表象的客觀描繪上。同樣他們如果沒有深厚的個人修養,僅憑技術是創作不出這樣優秀的作品的。特別是忻東旺的油畫《明天,多云轉晴》等優秀作品,在表現上沒有多么細致地描寫,但通過筆觸大小、肌理的厚與薄等表現手法,使畫面產生節奏的變化,更生動、更具有視覺表現力,凸顯出一種精神風貌。中國的油畫家們早已認識到,當代油畫價值的體現,既在于形式和內容,更在于精神。
在油畫的創作中還應注意油畫的創新精神、表現手法和個性語言的探索,力爭在藝術表現上有所創新,在提高作品的技術含量和藝術視覺效果的同時,畫面的表現和藝術探索一定要與畫面的構成和精神內涵相統一,使其主題更加突出,畫面整體效果才會更具有視覺張力和感染力。
董希文一直很重視藝術的表現力,同時也十分重視深入生活。他說:“即使很有藝術經驗的人,一旦關起門來,繪畫上總是很快地走下坡路。”董希文以自己的創作,積極參與社會變革,推動了社會前進的步伐,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董希文對中國民族藝術充滿自信,不僅表現在對敦煌壁畫的深入研究,對油畫民族化卓有成效的探索,而且早在1956年就指出:“目前還有些美術家不重視中國畫,這種思想實質是缺乏民族自尊心(引自1956年2月11日光明日報2版)。”這種分析,是何等入木三分。他對創作十分嚴肅,深入生活不辭勞苦,曾三下西藏。他說:“一筆下去幾乎是要負千年責任。”當年毛澤東主席看了油畫《開國大典》說:“我們的畫,拿到國際間去,別人是比不過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在中華民族走向全面復興的今天,回顧董希文披荊斬棘走過的與人民共命運的藝術道路,是不無啟迪意義的。
油畫理論界這幾年也很關注中國油畫自身的特色問題。邵大箴先生認為,“關注人生、關注現實,參與社會的變革和進步,是中國油畫最突出的品格;在西方造型體系的觀念和方法中,融進中國民族傳統藝術的美學趨向,使中國油畫具有民族氣派,是中國油畫最鮮明的特色。”從20世紀中國油畫的行程看,這兩點確實是體現得較鮮明的,而這些無疑應歸屬于油畫之形式風格層面和精神內容層面范圍。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油畫家朱乃正則從另一視角作了考察,他注意到,油畫與中國現代美術教育密不可分,“中國油畫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后,構建了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的油畫教育體系。這一體系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經過20世紀50年代學習前蘇聯的油畫教育經驗,我們逐步摸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油畫教學和創作道路”。油畫創作中的個性語言主要依靠于藝術家的主觀審美來加以選擇,同時畫家自身的文化修養、喜好、經歷和所處的時代、民族等又影響畫家對個性語言的選擇,因此需要從作品的精神層面、技法的錘煉兩方面來評析油畫的個性語言之形成,進而研究其藝術價值。
油畫的價值體系是世界的、是國際的。我們已經處于東西方文化合流的歷史潮流中,近現代的油畫價值體系已包含東西方文化的傳統成分。中國已是一個油畫大國,要向油畫強國的目標邁進還需繼續探索和不斷創作關切人類社會核心價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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