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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和，1956年生于北京，父親是著名建筑師張開濟。他在八十年代自費赴美留學，先后在美國波爾州立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筑系分別獲得環境設計理學士和建筑碩士學位。自1993年起，張永和成立了“非常建筑工作室”并開始在國內從事建筑設計、實踐。經過三十多年在建筑領域的摸索，張永和設計出了二分宅、席殊書屋等等作品，并成為了普利茲克獎評委團里的首位中國面孔，被稱為“中國現代主義建筑之父”。16日下午，霧霾籠罩著北京城。我們從出租車上下來，在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尋找著張先生的工作室所在地，期間差點走錯路。還好，我們找到

張永和，1956年生于北京，父親是著名建筑師張開濟。他在八十年代自費赴美留學，先后在美國波爾州立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筑系分別獲得環境設計理學士和建筑碩士學位。自1993年起，張永和成立了“非常建筑工作室”并開始在國內從事建筑設計、實踐。經過三十多年在建筑領域的摸索，張永和設計出了二分宅、席殊書屋等等作品，并成為了普利茲克獎評委團里的首位中國面孔，被稱為“中國現代主義建筑之父”。

16日下午，霧霾籠罩著北京城。我們從出租車上下來，在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尋找著張先生的工作室所在地，期間差點走錯路。還好，我們找到了那棟四層小樓，而張先生的工作室“非常建筑”就在這棟樓的頂層。

我們走進去時，整棟樓似乎都在裝修。木板、水泥一類的工地用料堆放在一樓的大堂里，仿佛是北京的一個縮影——日新月異的今天，即使你曾經來過這里，也可能會迷失在完全不一樣的景觀中。

與外面的裝修形成反差，張先生的工作室很安靜，井井有條。哪怕是很小的細節，也充滿了十足的設計感。我們走進張先生的辦公室。空氣里彌漫著好聞的木質家具的味道。這是一間并不算寬敞的屋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墻上掛著的一張莫蘭迪的油畫——幾只簡單到極致的瓶子，那是莫蘭迪的經典題材。除此以外，屋子里就只有辦公桌和簡單的書柜、書架以及幾把椅子。桌子上擺放著各種圖紙、書本和辦公器材，凌亂中隱隱透露著秩序。

我們調試好器材，等待著張先生。不一會兒，張先生走了進來。他開了整整一天的會，但看起來沒有絲毫疲憊，溫和地配合著我們的種種要求。這次，他要在鏡頭前讀一首詩，是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代表作《雪夜在林邊停留》，他說，這首詩能夠給他帶來一種“寧靜的感覺”——這與他對于古典建筑理念的推崇有著某種契合之處。

于是，我們從詩歌談到了建筑，之后又聊了聊繪畫和攝影，以及其他一些我們感興趣的話題。

楚塵文化：之前了解到您曾提出過一個概念，古典與“理想城”。古典建筑的理念在哪些方面最吸引您？

張永和：在中世紀的歐洲城市，其實是沒有建立起“透視”概念的。所以當時的人們對縱深感、空間感并沒有形成為一種審美。到了后來，人們有了這種審美的意識，就發現以前城市的組織方式是不夠的。

中世紀的街道都是在城堡里，有防御性的需求，都是彎曲的。后來人們意識到城市也可以有筆直的、縱深感非常強的街道時，已經是文藝復興早期了。第一個畫這個的畫家，他把自己畫筆下的城市空間命名為“理想城”。因此“理想城”是純建筑的，與烏托邦的理念一點關系也沒有。

古典建筑最吸引我的地方，在古典音樂里也有。當然不是說全部，我主要指的是巴洛克時期的古典音樂，比如巴赫就是特別好的例子。古典的音樂與建筑的美學都是一致的，都建立在一種非常安靜的氛圍里。那種寧靜，其實是跟人的心理需要是一致的。也許對我來說，我非常需要這份寧靜，我在音樂里也好，建筑中也好，獲得的是一樣的東西。簡單地說，就是這種安寧感特別能打動我。

圣約翰走向荒野

楚塵文化：您好像很喜歡莫蘭迪的畫？

張永和：莫蘭迪是其中之一。西方繪畫從文藝復興早期，一直到1960年代，我都很熟悉。其中有很多我都非常喜歡。當然，每個畫家對我的影響是不一樣的。莫蘭迪也是有一種安靜，同時也有一種質樸。

除此以外，從技術上講，莫蘭迪把畫處理得很“平”，等于是幾乎沒有空間。這個我感覺特別有意思。比如說，我喜歡用手機照相，手機拍出來的照片就做不到這一點。所有的空間都擠在一起，這樣的效果很奇特。我自己也喜歡畫畫，但我的技巧特別差，凡是不強調技巧的畫家的作品我一概都喜歡，德·基里科、西羅尼等等，缺少技巧的畫家常常會創造出一些奇妙的空間。

楚塵文化：為什么會喜歡用手機拍照？

張永和：照相我一直都喜歡。但手機與相機不同的是，相機面對的是實際的世界，而手機鏡頭里其實是已經成型的效果。我可以把它在拍照之前就轉成黑白效果，那么我可以看到光的質感。

楚塵文化：您喜歡森山大道嗎？

張永和：如果說日本攝影師，我最喜歡植田正治，尤其喜歡他拍的時尚照片，還有村子里的一些照片。他這個人跟我的興趣很像，都喜歡杜尚。

楚塵文化：我身邊的一些朋友有時會抱怨，中國的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沒有特色。您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張永和：這其實是一個誤會。誤會是源自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大家并不了解“城市是怎么形成的”，當然也就無法想象。實際上，城市的形象是整個政治、經濟、社會操作的產物。一個城市的面貌一樣還是不一樣，不是愣造出來的。在過去，南方的城市，比如說泉州，它有一些磚的砌法，磚頭的顏色等等等等，跟一個北方的城市，比如說山西的城市，肯定是不一樣的。而現在是工業制造，大家都是一樣的工序，當然的面貌也就變得一樣了。其實單純地想要城市不一樣是很容易的。你比方說，把天津的房子全都刷成綠色，那天津自然就有特色了，但這是一種裝飾性的特色，不是本質，也沒有多大意義。

另一方面，這其實反映了現代人的某種“旅游心態”。現在新型城市的問題不是千篇一律，而是都不宜居。過寬的馬路，過大的街區，很不完善的商業、文化、服務的設施網絡等等。現在很多人出去旅游，覺得怎么到處都一樣啊，但反過來，如果把自己居住的房子改造得不一樣，我們未必會接受，反而會說，怎么我的跟別的地方設計的不一樣啊。這就是游客心理。

其實你去歐洲，城市也都差不多。他們的城市情況比較好，很宜居，但看上去也都差不多。你從俄羅斯到挪威，肯定會有差異，但微觀地看，一個法國的城市，和一個德國的城市，其實也差不多少。

二分宅（或稱山水間、土宅）

楚塵文化：“二分宅”您是根據北京的四合院作為雛形的，突出了建筑與環境的關系。西方的人與環境的觀念，與中國的自然觀念，有何異同？

張永和：西方的整個空間思維，是從物體開始的。對于西方人來說，首先要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放在這里了，占了這個空間了，這里的空間就存在了，反之沒放東西這空間就不存在。中國則完全不一樣，最容易舉的例子就是圍棋，先預設一個空間，所以中國的空間是最直接的，西方就多了一個步驟。這就導致西方的建筑是占領式的，征服自然，這在以前的中國是沒有的，中國不講究征服自然。西方到了現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東方理念的影響，也開始想要融入自然。這個理念對西方是新的，對中國來說是舊的。

所以中國建筑不應該只學習西方，應該多看看咱們的鄰居，比如斯里蘭卡。